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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撞墙两个世界的碰撞一

发布时间:2021-01-21 03:49:35 阅读: 来源:防水岩棉板厂家

信息自由流动,对Google来说,是必须坚持的价值追求,更是赖以生存的基因;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振兴经济的国策,是长远国家利益之所在。在“互联网意识形态”上,Google与美国政府达到了高度一致,所以,在Google宣布退出中国时,美国政府罕见地高调站到前台。

希拉里“五大自由”为Google站台

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发表《互联网的自由》演讲,这被认为是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后的一系列震荡中,美国政府直接走上前台公开力挺Google的标志性事件。

希拉里在演讲中,前所未有地提出互联网自由,将之提到与传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并列的地位。在谈及每一项时,均论述和强调互联网的特殊技术作用。

在论及互联网自由时,希拉里将搜索引擎置于意味着整个互联网的地位,她称“保障接入这些科技手段的自由能够改变社会,对每个人来说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接入搜索引擎的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希拉里的这个说法,在Google已成搜索引擎象征的今天,不但赋予Google以任何公司和组织机构都无法相比的地位,甚至赋予其等于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的象征性地位。

而在这个演讲中,希拉里四次提到了中国,或许,这才是解读Google宣布退出中国震荡的钥匙。

1月12日,Google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多姆德在公司官方博客上发表《对中国的新策略》一文。文中称,Google的基础架构遇到了源自中国的高水平攻击,Gmail电子邮件系统可能有两个账户被攻破,尽管黑客可能只获得了邮件的标题信息,这仍然让公司重新考虑中国市场策略。

多姆德称,“我们不再愿意继续在屏蔽封锁结果,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与中国政府讨论是否可能在法律范围内公布未经过滤的全部搜索结果。我们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必须关闭,也有可能关闭我们在中国的办公室”。

此举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一致驳斥;甚至就连美国本地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如《华尔街日报》,也猜测这是否与Google创始人布林的东欧出身有关。有媒体猜测,Google之所以只由一位副总裁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意见,是希望让此事显得不那么强硬和正式,留下转圜的余地。

他们忘了,Google本身就一直在确立互联网的优势媒体地位,甚至因此遭受到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尖锐攻击。传统公司“正式表达”的特征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但Google怎么可能将新闻主动权交给传统媒体?互联网本身就是它们的主场。此前有多次新产品发布、策略变化,Google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直播,传统媒体如果要转播,反而要向他们购买转播权。

而接下来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自然令不少人认为,Google如此高调宣布撤出中国,是为了掩饰自己商业上的无能,而美国政府的高调,则是将Google当作抑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棋子。

不过,先放下美国政府是否时刻要抑制中国的意图不谈。我们应当看到,美国政府与Google公司在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上,天然就有着完全一致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无论是Google的商业利益还是美国政府眼中长远的国家利益,都是与此高度契合的:

在产业层面,美国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除了保留发达的农业以安抚选民外,制造业、重工业等行业早已逐步转移到海外生产基地。即使是被其他国家视为高新技术的信息产业,其中较为基础的代码设计等工作,也已外包到印度等国;因为软件工程化以后,代码编写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高重复、低技术的机械劳动。

因此,在美国的经济战略中,“信息产业”更多地是指信息的组织、流动和管理。处理好这一环节,庞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其他实体工业和各种消费产业,就能以市场自发的方式,完成最佳资源的配置。

其实,信息的高速流动,一直以来是美国国家首脑的管理目标。早在1992年2月,当时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即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拟建设一张覆盖全美的光缆网;同时,克林顿还提出“网络新政”,推动对网上交易免征额外赋税。通过这两项政策,互联网产业带动了美国长达七年的经济起飞,被称为二战后第二长的黄金时期。

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又提出“数字地球”计划,打算将信息高速公路的成果扩展至全球每一个美国的利益相关地。直到希拉里·克林顿的此次演讲,我们可以看到,在推进有利于美国现有产业发展的信息自由流动方面,美国政府是不遗余力的。

Google的战略,与美国政府的这一目标不谋而合。在促进信息无碍高速流动这一点上,Google看到的是商业利益,于美国则是振兴经济的国策。

最了解Google这一特点的,是他们产品的忠实用户。多姆德的文章发表的当天,即有中国用户自发前往谷歌中国的总部献花。位于中关村清华科技园的谷歌大楼前,从中午到晚上,陆续有用户前来探望。当保安阻止他们进入办公楼时,用户们就把献花摆放在楼前草坪的公司铭牌上。中午的献花被清理走,晚上后来的用户们就再摆上。到了后来,用户们甚至还自发点上蜡烛、摆上酒,现场安静。

随后几天,在Twitter(一种个人信息发布的网络工具)上得到消息的各地用户,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谷歌当地办公室献花。他们,是最早意识到Google态度的一群人。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他们的判断,而他们的判断,则基于Google略显奇特的发展历程。

搜索革命与Google崛起

1995年夏天,Google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初次相遇,那时他们都还是大学生。当时互联网处于第一次爆发时期,网页数量不断增多,却没有合理的办法去归纳整理信息。搜索引擎业先驱雅虎,在当时使用了最早意义上的“人肉搜索”,人工对互联网信息归档、分类,用户再在这些整理结果中进行搜索。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尽管有了成形的分类规则,但搜索结果的主观性仍然太强。多年以后经常被提起的一个笑话是,用当时的四大搜索引擎搜索他们各自的名字,居然没有结果。很难相信这是出于谦虚。

当时,自动搜索网页的技术已经出现,但并不可靠,各网站为争取网站流量,会在网页中插入大量流行“热词”,以此欺骗搜索引擎,取得较为靠前的排序。而一般用户查看搜索结果,最多看完前三页。可想而知,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失望而归。

为此所苦的佩奇和布林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了一篇论文《大型超文本网络搜索引擎剖析》。在文章中,他们提出了自动索引网页的全新思路。他们借用科技界评价论文的权威标准:SCI引用法。在SCI中,一篇论文被别的论文引用的次数越多,它的得分就越高,因为这意味着它在学术上确有价值,足以成为构建新知识的基础。佩奇和布林由此认为,一个网站如果被其他网站链接得越多,说明其内容价值越高,越应获得靠前的排序。这个算法被他们称为“PageRank”。Page既是佩奇的名字,也是英语中“页面”的含义,因此这个算法有人叫它“佩奇排名”,也有人叫“页面排名”。佩奇本人对此从未有过表态。但受此启发的Google拥趸们,在佩奇生下一个儿子后,第一时间建议取名为“Home Page”(主页)。

PageRank技术先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内网上应用,其惊人的准确性和效率大受好评。此后,佩奇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搜集废旧计算机,并联为一万台服务器,并通过特殊算法将搜索请求合理分配到这个计算阵列中。这就是Google最早的数据运算中心(甚至早于Google这个名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缺钱。两位创始人靠信用卡透支弄来一万五千美元扩充自己的设备。他们向当时的每个搜索引擎公司出售自己的技术,只有雅虎的大卫·费罗对他们最友好。费罗告诉他们,雅虎不打算购买他们的技术,因为这与雅虎的战略不合(这战略后来导致了雅虎的困境);但如果他们真对自己的东西有自信,就该去创立公司运营它。

在搜索巨人的建议下,1998年9月,Google公司在一间车库中正式成立。与很多创业前辈一样,佩奇与布林也从斯坦福退学。此时Google拥有的,不过是他们开发的“PageRank”,和一个代表1后面100个0的名字“Google”,以显示其搜索能力之广博精深。

此事,Google第一次显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当时互联网界流行的信条是“让用户在你的网站上停留更久”,以雅虎为首的搜索引擎公司纷纷转型为门户网站,熙熙攘攘的信息塞满了网站首页,后来还加入了巨大的横幅广告。佩奇和布林坚决反对这种趋势,他们认为搜索引擎的价值在于提供人们想要的内容,尽快,尽好。Google的首页因此一直异常简洁,只有徽标、搜索框和二十多个单词。

当然,后来他们承认,他们当时也没有钱去找设计师设计更复杂的首页。在还没有想明白自己赢利模式时,这两位技术狂人就一头扑到提高Google性能的工作上去了。结果看来不错,到了年底,Google已经有了每天50万次搜索的流量,还被《个人电脑》评为1998年100个最好的网站。

在同时代创业者都把筹来的资金疯狂投到广告上的时候,《个人电脑》免费的推广给Google带来了更大的声望。布林和佩奇意识到,好的口碑比广告更让人信任。这也是Google后来最著名的信条“不作恶”的成因之一。

1999年,随着Google的声誉鹊起,硅谷最重要的两家风险投资商KPCB和红杉资本向他们注入2500万美元资金,同时允许佩奇和布林仍然拥有公司的控制权。此前,这两家风险投资巨头从不曾投资于相同的对象:不把鸡蛋放到对手的篮子里,大概也是他们的信条之一。Google再次打破了惯例。无论是商业上还是资金上,它开始自立了。

2000年6月,雅虎决定采用Google作为自己的搜索服务提供商。来自互联网第一巨头的肯定,使Google每天又增加了几百万次的搜索量,到了2001年,Google每天处理的搜索请求突破一亿次大关。

更重要的是,Google找到了“不作恶”与投放广告之间的双赢解决方案。此前,一直有人劝说Google以广告投放额来决定搜索结果(这种模式在中国正大行其道),但被布林和佩奇断然否决掉。以金钱干扰信息的正确流向,在他们看来,是饮鸩止渴的举动。

后来,有人建议他们在页面的右侧边栏投放与搜索结果相关的文字广告,左侧大半部分保留完整的搜索结果。这就是沿用至今的Google广告模式,搜索结果独立,广告高度相关,有效性超过了那些盲目投放的网页横幅广告。沃尔玛等巨头因此成为他们的广告客户,Google终于拥有了稳定而飞速发展的现金收入。

2001年成为Google第一个盈利的年份,利润为700万美元。也是在这一年,Google作为动词进入词典,它成功地成为“搜索”的代名词。

此时的Google,拥有良好的企业氛围、无瑕的名声和飞速增长的业务与收入,但它还是更像一个大学生兴趣小组:不停花钱追求技术突破,财务管理幼稚(公司财务用的是个人版的理财软件),全公司有几张不记名信用卡随便使用。

埃里克·施密特的加入改变了这一切。这位历任Sun首席技术官、Novell首席执行官的IT老将,对硅谷和整个互联网的文化、趋势与管理原则有清醒的认识。当他投资100万美元成为Google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后,Google三巨头机制正式形成。

在企业战略上,Google从来没有传统的“进入某国市场”的概念。互联网既然无远弗届,他们的市场战略一出生就胸怀四海。他们表达对某国市场的关注方式是,推出该国语言版本的Google。2000年,5名身在硅谷的工程师开发出了Google的简体中文版。这个版本的引擎上线之日,中国市场就向Google洞开。那时没人能想到,战无不胜的Google,竟然未能在中国延续他们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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