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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无能实为抹黑架空李世民是李渊决定

发布时间:2021-01-05 17:31:42 阅读: 来源:防水岩棉板厂家

李建成无能实为抹黑 架空李世民是李渊决定

核心提示: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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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唐朝盛衰三百年:唐史十二讲》 作者:黄永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对秦府势力的扩张,李渊和建成、元吉采取什么对策。

如前所说,李渊此人是有才能的,并非通行历史读本中所说是什么“昏庸无能”,“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岂有听任派系、小集团危及自己权势之理。当武德初年刘文静和李世民相邀结,与李渊的第一号亲信裴寂闹对立时,李渊就坚决除掉刘文静,以维护其尊严。但自己的儿子看来究竟比外人可靠,因此仍旧沿袭传统习惯,让李世民担负经营山东的重任,同时叫元吉当李世民的助手,这也多少包含着牵制李世民的意味。

无奈李世民的雄心决非杀个刘文静就能抑制,区区元吉更不在话下,公然把本来应该归公的平定山东胜利果实占为己有,不仅把收得的精兵良将作为秦府的私甲,把山东的文士谋臣作为自己的智囊顾问,而且凭“于管内得专处分”的特权,和李渊的诏敕相对抗。这就使李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裴寂等亲信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建成、元吉也决非如历史读本中所诟骂是什么“纨绔无赖子”、“凶险”之徒。《旧唐书》所说“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好像由建成、元吉来做皇帝,唐政权就会马上垮台,连秦二世、隋炀帝的结局都不如,也无非是受了《实录》、《国史》对建成、元吉所加诬陷之词的影响。

然而篡改历史总是件心劳力拙的蠢事,今天仔细研读文献,仍不难看出建成、元吉对唐皇室的积极作用。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建成、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为止,其间建成、世民都完成了任务,并无显著的高下优劣之分。元吉年龄小,以偏师留守太原,武德二年(619)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他只有十七岁,失败的责任恐怕应该由辅佐他的窦诞、宇文歆等多承担一些。而且李世民也并非常胜将军,武德元年七月他所统率的主力就在泾州被薛举打得大败亏输。

以后打王世充、打窦建德、打刘黑闼在李世民指挥下确实取得胜利,但元吉也参加指挥。如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这样才使李世民无后顾之忧。此时元吉才十九岁,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不能不说是早熟的军事人才。至于政事上,建成当了太子后“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也就是让他学习主持日常工作。史书上也找不到他此时在政事上弄得如何糟的话,相反在这方面他起码在经验上要比李世民丰富得多。

李世民以平定山东而威权日盛,当然使身为太子的建成感受压迫,元吉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甘屈居李世民之下。于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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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出征问题上,前此建成以太子身份留长安练习政事,除武德二年出兵盩厔镇压司竹园的“群盗祝山海”,四年出兵鄜州击破稽胡酋帅刘仚成的部落外,再未承担军事任务。而这两次都是长安附近的小规模作战,事罢即回长安,不能像李世民那样培植私人军事实力。元吉虽然出征山东,总还是李世民的副手,捞不到多少好处。现在趁李世民为李渊疏薄,他们赶快争取出任大战役的统帅。据《旧唐书·高祖纪》,武德五年(622)八月“突厥颉利寇雁门”,“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十月“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于洺州”。十一月“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十二月“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年六月“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最后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因玄武门之变而告吹。可见武德后期李世民已当不成大战役的最高统帅,这个重要位置已逐步为建成、元吉取代。

(二)不仅公开取代统帅权,还用公开或秘密的手法来瓦解李世民已经结集的小集团势力。用金帛招诱尉迟敬德、段志玄、李安远等秦府将领,不成就加以排陷,曾下尉迟敬德于诏狱,要出程知节为康州刺史,连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大谋士都被斥逐出秦府。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夕,还借元吉率师拒突厥的机会,“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要把李世民弄到彻底无拳无勇的地步。

(三)和李世民一样大搞其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李世民有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谋士和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建成有洗马魏征、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等“尽心所事”的东宫官属。元吉也有王孝逸、张胤等齐王府文学。李世民有秦府私甲,建成则“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馀人,畜为宫甲,分屯〔东宫〕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元吉也和建成同样“募壮士,多匿罪人”。李世民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骁将,建成有薛万彻、冯立,元吉有谢叔方等战将。李世民的外援有在洛阳的张亮、幽州的王君廓,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以及在河北地区的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等则是建成、元吉的外援。在外边哪方面强固很难说,在京城里则建成、元吉的实力最后已超过了李世民,这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得很明显,后面要谈到。

建成、元吉这么做,显然是得到李渊同意和支持的。其中如取代李世民出任统帅,斥逐房玄龄、杜如晦,让秦府精锐转属元吉等等,更非出之诏敕不可,很可能有些本来就是李渊的主意。但李世民毕竟也是亲儿子,处理起来多少要牵顾父子之情,不能像解决其他政治案件那样果断,那样干脆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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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武德七年曾发生庆州都督杨文干叛乱事件,此人“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有人上变诬告“太子使文干举兵,欲表里相应”,这大概出于李世民一伙所指使,但李渊没有彻底追究,“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及〔秦王〕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巂州”,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把建成和李世民双方的部属处理几个了事。

因此两年后李世民和建成、元吉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到达水火不相容时,李渊仍不想作出果断措施,而准备召集这三个儿子,由他和重臣大僚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字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来公断曲直。没有预料到李世民会发动玄武门军事政变,来个突然袭击。结果不仅建成、元吉当场被袭杀,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庶政皆决断”,两个月后更被迫内禅,成为毫无权力、真正“孤家寡人”式的太上皇,当了九年高等政治囚犯而死去,比隋文帝之见杀于杨广总算略胜一筹。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里已有所论述,这里只谈一点和陈先生稍有出入的看法,即这次军事政变对李世民方面来说实属“孤注一掷”。当时李渊之支持建成、元吉,李世民是很清楚的(这也是政变成功后急于要叫李渊退居太上皇的原因之一)。六月四日公断,以剪除过李世民羽翼刘文静的裴寂为首席大臣,其结果之不利于李世民也是可以预计的。即使公断后维持现状,不对李世民作什么大处分,元吉之夺取秦府精锐也是势在必行的,李世民眼看就要成为没有多少实力的空头皇子。再就双方当时的军事力量来看,这时东宫、齐府的兵力合起来已远较李世民在京城里所能控制的来得强大,如果不是在东宫、齐府兵到来前已将建成、元吉袭杀,出示建成、元吉首级使东宫、齐府兵瓦解,李世民一方肯定要失败。这种兵力的不敌,老于行阵的李世民等人岂能不知。所以玄武门之变实是李世民等人处在极端不利的困境中的冒险行动,其成败与否全在能否出其不意地把前来听候公断的建成、元吉袭杀。这当然没有十分把握,使见过大世面的李世民都弄得极为紧张,要占卜一下吉凶。

研究历史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探索其必然性,但对偶然性也不宜忽视,更不能否认。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太子和诸皇子以至对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但究竟谁胜谁败,像玄武门之变的结局那样,就不能否认有很大的偶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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